刘家琨和他的西村大院:十四万平方米的烂尾楼却是成都人的最爱

 无醉清风      

50后成都建筑师刘家琨,被后辈尊称为“琨哥”、“琨叔”,他设计建造的成都西村大院,建筑面积140000㎡,格局酷似一个巨型“火锅”,外观却看着像未完工。刘家琨还曾听到年轻人用“我就在这个烂尾楼这儿”的言语,在电话里约碰面的地点。


但渐渐地,这里成为成都西边的市民最爱待着的公共场所,竹下火锅、屋顶跑道、广场舞胜地、创意市集……男女老少都能在这找到乐趣,连带着周围房租涨了40%。


刘家琨造房子,他擅长把各地的文化习俗和人们的需求无缝融入建筑中。造出的建筑虽然常常外观看上去“粗糙”,却总能在五年、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后,和自然生长在一起,并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


疫情缓解后的2020年秋天,一条去成都见了刘家琨,和他在新工作室的后院一起打篮球,听他和画家老友何多苓聊艺术,更在他设计的西村大院里,捕捉到了成都人在疫情后恢复的闲适生活。


刘家琨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但大概因为祖籍河北,自带一股在四川人身上不易寻着的酷倔劲,不常笑的脸孔大多时候严肃、冷峻。有人用“雄健”形容刘家琨的建筑,初见刘家琨,发现这两个字放在他身上也极合适。


但开口攀谈,他便流出成都人的随和,聊起天夹杂冷笑话,用他自己的原话,就是“闷骚”。


第一个拍摄日,刘家琨带我们去看蓝顶艺术区里两栋施工中的工作室,这里未来将是家琨建筑事务所办展览、做活动的地方。收尾阶段,他一定要自己去现场跟工人商量诸多细节。工作完毕,他从车后备箱摸出一颗篮球,吆喝一条的摄影师们陪他玩上几局,一边上篮,一边玩笑般和年轻人们嚷嚷:“我受过伤,你们不能撞我!”


刘家琨想着未来能多来这儿办公,老友何多苓的美术馆紧挨在隔壁。他在后院里规划了菜地、种了树、建了篮球场,把工作室二层朝向最好的地方,装了长窗、留作咖啡厅。


1999年,在还没什么“独立建筑师”概念的年代,刘家琨自立门户开了事务所。事务所在成都玉林一栋再普通不过的商住楼,进小区要让门卫室打开一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事务所在商住楼的六层,入口的门上挂着刘家琨淘来的铃铛,大伙儿进进出出,清扬的铃铛声也跟着响。


刘家琨的房间在跃层二楼的一个角落,桌上、墙上都是他建筑项目的手绘图纸,但书桌前后的书架上,一眼望去,文学作品比建筑书籍多不少。门常开着,事务所里的三只中华田园猫自在地溜达进来,蹦上书桌、向窗户外张望上一阵儿。


临近饭点,浓郁的火锅味从街道的餐馆飘进小区。作为成都人,火锅是刘家琨的爱。疫情期间,困于隔离,刘家琨只得自己在家动手下厨。情况转好后外出的第一餐,便是找了家位于屋顶、相对开敞的火锅餐厅,给何多苓等老友们庆生。


对于盆地、四川人和火锅,刘家琨有一套自己的火锅哲学:


“成都平原周围有高山围绕,本地人在盆地里的生活被环绕、被包围,就有个盆地意识。火锅也是一样,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容器,里边什么都能装,也有很强的包容性。”


一栋140000㎡的“烂尾楼”,成都人都爱


在成都西边的青羊区,刘家琨造了一个巨型“火锅”,占地约70亩的西村大院。


带我们去西村大院里闲逛,刘家琨一路开着手机相机,记录疫情之后成都人迅速恢复起的各种“竹下生活”:长条形院子里热闹的周末集市,入口门廊前休息平台上蹦跶的小姑娘,以大院空心砖墙为背景自拍的年轻人,中央球场上打棒球的小朋友……


西村大院是个城市综合体,除了没有住宅,几乎没有想不到的功能。70多亩的地四面环街,房子绕着街道修建,环形一圈,各类商铺入驻。中间是块大空地,有一大两小共三个球场。楼梯平台在竹林下成为隐藏的小院子。还有大大小小、种满竹子的院子、廊道,供人跳广场舞、打麻将、吃火锅……从地面升起又环绕屋顶一圈的跑道总长有1.6km,定期会举办主题性的迷你马拉松。曾经一晚上屋顶涌入9000多个市民来散步、跑步,管理方很紧张,怕出安全事故,平日里就把屋顶的跑道给锁了,有活动时再开放。


因为这样,刘家琨常说西村大院就是个“可以什么都往里扔”的火锅,不过不是圆锅,是方锅,带格子的那种。他专门拍过一张方锅的照片,和西村大院的俯视图凑在一块儿,说方格子就是大院里的小院子。


西村大院的周边有十几个住宅区,可原先这块地上只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几个网球场和一个游泳馆。占地都很大,运营成本都很高,却只服务于少数人。


委托刘家琨来设计西村大院的是杜坚,他是刘家琨相熟20多年的好友,也是个有情怀有理想的企业家。作为西村的总策划和业主,杜坚希望,落成的建筑不仅能体现成都平原的地方精神,也能体现当代的都市生活。委托之前,他把刘家琨写的小说、建筑杂文仔仔细细又看了一遍,最终确认自己的人选只能是刘家琨。这个决定证明了杜坚的建筑眼光和城市理想。


2016年西村大院落成,开始投入使用,至今四年多。成都文化圈在大院里办活动、外地外国的朋友来参观,都让刘家琨一年里得往这里跑上好多次。德国导演文德斯夫妇来溜过弯,韩国济州岛来的建筑师们在大院的竹林下面吃过火锅,日本建筑师妹岛和世在这里喝过茶。


西村大院里种了将近30种竹子:慈竹、粉单竹、斑竹、紫竹……“满足成都人幸福的指标:竹下生活,”刘家琨说。


设计之初刘家琨对大院里的活动场景并不做预先设定,只是根据大约会聚集、活动的人数,框定出尺寸不一、形状不同的场地,做上些高低不同的混凝土长凳、吧台、台阶,至于在其中怎么活动、怎么用,自由度全交给市民。


相比于具体的设计,他更在乎这些公共空间是不是真的能被用起来:“它不是一个空间的问题,它是权利的问题。有一个广场、有一片树林但不让人在那活动,那也不叫公共空间,对吧?”


这个问题,在许多大型公共建筑的实践中都引起过讨论:


赫尔佐格和德梅隆(Herzog&de meuron)在设计鸟巢前到北京考察,他们看到天坛东门游廊里自发聚在一起唱歌的北京市民,因此在鸟巢底层设计了围绕建筑的空廊,希望即使没有比赛,也能让市民们去休憩、游乐、唱歌……现实中环廊设计了出来,但进鸟巢收取的门票阻挡了市民前往活动的脚步。


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构想国家大剧院时,希望冬季的水池吸引孩子们去上面滑冰,冰刀划出的弧线成为地下通廊上方不断变幻的抽象图案。但最终实现的水池,却引进了保证冬天水面永不结冰的水循环系统,防止上人。


这其实都是刘家琨口中的权利问题。而他自己敏锐的“公民建筑意识”的形成,与早年在西藏做建筑的一段经历有关。


1984年,在成都市建筑设计院工作的刘家琨,被选中去西藏设计群众艺术馆。在那里,牧人们围着火堆唱歌跳舞、骑马扛枪的画面,不仅触动了他,也让他警醒:自己带去的设计不过是自作聪明,牧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体系。“不能仅仅停留在我设计了一个物体,建筑首先是要和人有密切的关系。”


带着这样的想法设计房子、造房子,刘家琨收获了许多非建筑圈的真爱粉。与一条在西村大院里拍摄不到十分钟,他就被粉丝认出,要了签名和合照。


画家老友方力钧评价说,“我接触的很多建筑师,其实都是人类的敌人。好多建筑师都在做一个壳,刘家琨在做一个整体,他考虑的事情是人的整个感受。”


“高手在民间”,大师跟着民工改变建造标准


西村大院在落成的一两年里,总被周边居民说成“烂尾楼”。在西村大院街边,刘家琨听到年轻人用“我就在这个烂尾楼这儿”的言语,在电话里约碰面的地点。


被叫"烂尾楼",是因为刘家琨放弃了装饰建筑外立面,只是为入驻的商铺们搭建骨架:“就好比做了个书架,而每本书自有表现”。


主体结构是用当地盛产的竹子作为模板来浇筑清水混凝土,不加任何粉饰的多孔砖直接砌筑外墙,连外廊的栏杆都是混凝土栏板里直接抽出的钢筋。


西村大院内



使用的许多砖块是刘家琨研发出的环保材料——再生砖。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刘家琨亲自去了灾区,看到许多因地震而坍塌的建筑,他便带着当地工人用这些废墟材料作骨料,掺上切断的麦秸作纤维,再加进去水泥、沙,做成新的砖块造新房。之后,刘家琨把再生砖概念扩大,城市里拆房子的废料都是再生砖的原材料。


因地制宜取材料、根据当地工人的施工技艺进行建造——是刘家琨多年来坚持的“低技策略”。


外挂楼梯、架空跑道是年轻人最爱拍照的地点


早年居民口中的“烂尾楼”西村大院,现在是各种手机打卡软件里成都“网红建筑”的头牌,这个效果也出乎刘家琨的预设:“开始设计的时候,我以为是老成都会比较喜欢,我也不太清楚年轻人会不会喜欢,设计我就做我觉得最好的就行了,要讨人喜欢我才做,还做不好。”不过话风一转,他又风趣地加一句:“最好还要先研究下女孩子们的喜好,女孩子喜欢了,男孩子自然会跟着来。”


20多年前出差日本时,刘家琨曾亲自去摸了槙文彦、矶琦新、安藤忠雄的作品,他写下文字感叹:这些作品和当时中国建筑的巨大的技艺落差让他又兴奋又失落。


现在和刘家琨聊建造技艺,问他是否通过和工人们的多年磨合,缩小或者弥补了这些巨大差距,他却给了另一个思路的解答:“在四川盖房子,节奏舒缓,自有其中的乐趣。在精致度方面,工人的技术和地方性格自然不支持这个事情,费再大的劲儿,也做不到绝对的精致,最初的审美规则就不要往那个方向制定。”


到了江南一带造房子,刘家琨会改变对工人的施工标准:在浙江松阳,他用蜿蜒连续的深红色耐候钢廊道,在曾经衰落的老城街区里,打造出一个开放又有传统情趣的精致园林;


在苏州的御窑金砖博物馆,进入博物馆的廊道上,他让河水的波光映照在竹模板脱模的清水混凝土墙面上,有了江南的灵动


“江南工人的工艺就是要细致、精确一些,首先他们能做得到,其次你不让他们做到这个程度,他们自己心里也忐忑。”


半路回家的建筑师,文学艺术圈朋友比建筑圈的多


在川西平原上执业大半辈子的刘家琨,是如今许多后辈建筑师的“职业偶像”。不过不同于许多建筑师从国内高校毕业、去国外名校留学、再回国创业的精英路线,刘家琨曾放弃建筑多年,一心搞文学创作,之后回归建筑,用他自己的话说,只算得上“半路回家”。


父母是医生,刘家琨在教会医院里长大,但小时候的爱好是画画。赶上了特殊年代,他只得下乡到成都附近的农村当知青。恢复高考后,刘家琨对自己画画的能力不自信,不敢填报美术学院,听说建筑学也要画画,阴差阳错地进了重庆建工学院。


等上了大学,刘家琨发现建筑里的画画只是造房子的辅助手段,和自己的期待不是一回事,加上还要学数学、力学,一切都让他陌生。他频繁地往同在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跑,和何多苓、周春芽等一批艺术家们一起玩,也和那个年代的众多文艺青年一样,写小说、往杂志投稿,大三时候就完成了《游魂》《白日梦》两个短篇小说。


毕业后的刘家琨,进入设计院工作,虽然去过新疆、西藏做设计,却未曾真正亲眼见到建筑落成,他逐渐对在大设计院里做工程师的技术活儿失去兴趣。


直到1993年,受同学汤桦的邀请,刘家琨坐着绿皮火车去上海看汤桦的建筑作品展,才发现原来做建筑也可以表达自己。同行的何多苓、翟永明说看了展览之后的刘家琨“一夜突变”,成了建筑人。2002年,刘家琨在成都近郊郫县完成鹿野苑石刻博物馆。严格算来,这是他独立成立事务所之后完成的第一件作品。


从何多苓工作室、鹿野苑石刻博物馆到如今的西村大院,刘家琨在设计当中讲究人们在其中的游走路径。


他说做设计和自己写小说很相似,小说先有一个结尾,中间的章节是找走向的过程,做建筑也是如此,设想一个结果,在中间找路子和方法。


当初把办公室搬进玉林的居民楼,刘家琨说只是图个方便。张晓刚、何多苓、郭伟等一帮子画家好友的工作室都在附近。1997年,唐蕾的小酒馆、翟永明的白夜酒吧先后都开起来,想见朋友不必约就能溜达过去。


只是现在,白夜酒吧搬去了更热闹的宽窄巷子,小酒馆因为赵雷唱红了《成都》,成了游客的打卡点。


在刘家琨看来,时代变了,现在要干一件像过去小酒馆、白夜那样的事,只是冲着兴趣、不是为了赚钱,是多么地奢侈。他希望两样都有,又出乎兴趣,还能赚到钱。像西村大院这样有点街头、有点文艺的地儿,他觉得更适合,“中国盖了这么多房子,几乎都被商业统治了,”他说,“商业也不能那么急吼吼的。”


近年里,刘家琨一半的项目都在四川省外,但如果不是出去看项目施工、参加圈里的文化活动,他大部分的时间仍然在成都待着,在玉林的办公室里画图,和艺术圈、文学圈的老友约火锅局。


他自称这是玉米的生存策略:在中部结穗,既能承接上部阳光,又能汲取下面土地的营养。待在成都这样的中部地区,也是这个道理,一面挨近自然与传统,另一面也看得到国际潮流。


他说自己并没有“立足成都,放眼世界”的野心,可无论是来自世界哪儿的建筑师,到了四川,都去他的作品走过、看过。


来源: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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