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我们对抑郁症的误解:抑郁症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

 伟祺      

近些年,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与“抑郁症”“自杀”“青少年心理健康”等相关的话题。


中学生在学校被母亲当众扇耳光后跳楼身亡;患有抑郁症的女子将友人推入湖中,二人均溺亡;女博士留遗书后跳楼自杀,研究生在实验室自杀;工厂流水线工人自杀……


这些碎片式的新闻夹杂在大量明星热搜及民生新闻里,尽管总是能激起一些或同情或刻薄的对抑郁症患者的评论,但很快又会被下一个热搜,下一个更夺人眼球的新闻盖过。


他人的悲剧被人们遥远而模糊地记着,在下一个悲剧出现之后,人们面面相觑:“这不和之前那个XXXXX一样吗?”


在百度指数上,从2016年至今,关于抑郁症的搜索,一共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2016年9月中旬,一次是在2019年10月中旬。而这两次搜索的高峰分别是明星乔任梁和韩国偶像组合成员崔雪莉自杀所带来的。


当流量退去之后,对于抑郁症的误解却依然颇多。


或许,当我们认真地思考“焦虑”“抑郁”和“压力”,当我们认真对待“抑郁症”这种心理疾病时,我们才不需要惋惜如此多的、本该能够阻止的悲剧的发生。


一、从未缺席的抑郁症


世界卫生组织对抑郁症的定义是:它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患。患者心情郁闷,丧失兴趣或享受感,产生负罪感,或自尊心不足,睡眠和食欲紊乱,身体疲倦,注意力不集中。抑郁症可能长期存在,或经常复发,从而严重影响个人的工作学习能力或日常生活能力。最严重时,抑郁症可引致自杀。


在《中国精神疾病防治指南》和美国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中,也有专门的一章,详细阐述“抑郁障碍”的诊断和治疗。从临床诊断来看,出现世卫组织定义里的状态至少两周,便可初步判断为抑郁症。


医学上对抑郁症的定义虽然直到近几十年才明确,但它确是与人类相伴而生的。


在最早的神话《吉尔加美什史诗》里,主角就有这样的描述:“阳光消失,昏暗不明;电光闪烁,烈焰飞腾。乌云低迷,大雨倾注不停。光消失了,火也熄了,掉下来的一切都划为尘土灰星。”


在《从犯愁到解愁:抑郁症的历史》里,作者梳理了从古希腊罗马到近代,“抑郁症”是怎样转变的。


在古希腊时期,人们相信体液学说。于是人们认为,“忧郁”的人,是忧郁体内的忧郁体液分泌过多。罗马时期的宫廷医生盖伦,继承了这种说法,黑胆汁黑暗的阴影遮住了头脑中负责思考的区域,于是患有“忧郁症”的人便会感到害怕。


当然,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并不一定把忧郁与抑郁当成是悲惨的象征,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抑郁症则催生了天才。这种关于“天才与忧郁症”的联想在欧洲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最后甚至成为了一种“风尚”,之后,这种对忧郁症的推崇来到英国,而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正是这种风尚在英国的体现,哈姆雷特因为自身忧郁的气质而令人难忘。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埃米尔·克雷珀林和弗洛伊德让人们重新认识了抑郁症。克雷珀林用严格的生物医学观念对抑郁症进行分类,他提出了“躁狂—抑郁性疾病”这样的类别。


克雷珀林的理论奠定了对抑郁症研究的基础,因为他十分注重对疾病的观察。


而弗洛伊德认为精神能力和心理其他层面的能量在经历心理冲突之后会转换成焦虑、抑郁。弗洛伊德认为需要关注抑郁症患者内心的失去,而非身体的失衡和失调。


之后的现代精神医学将克雷珀林、弗洛伊德二人的成果结合,对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研究和治疗规范化。


在历史上,也有很多名人与抑郁症“搏斗”过。


美国总统林肯,以及英国首相丘吉尔,都被人们认为是“伟人”,但他们都受到抑郁症的困扰。在林肯的传记,Lincoln’s Melancholy:How depression challenged a President and Fueled His Greatness中,作者Joshua Wolf Shenk讲述了被抑郁症常年困扰的林肯如何将自身的抑郁变成他的武器。


而在英国享有盛名的精神科医生安东尼·斯托尔所著的《丘吉尔的黑狗》里,他则讲述了丘吉尔的另一面。二战时期,盟国濒临崩溃,大部分政治领袖都已经彻底绝望,但丘吉尔却因为了解并面对过内在的绝望,而能够接受残酷的事实,在绝望中抓住希望。如果不是终其一生都在与自己的绝望战斗,丘吉尔或许并不能带领英国熬过最艰苦的二战时期。


《丘吉尔的黑狗》中,安东尼·斯托尔把丘吉尔、卡夫卡等名人当成样本,分析抑郁症与他们所获得的成就之间的关系。


而像卡夫卡、茨威格、伍尔夫这些作家,与才华相伴而生的,是他们的抑郁症,他们并未像丘吉尔或者林肯那样坚持到最后。


抑郁症的历史在西方有非常清晰的脉络,中国,甚至整个东亚,都是在“抑郁症的历史”之外。


但在当代,东亚是受到抑郁症困扰最严重的区域之一,自杀率也一直居高不下。


二、抑郁症在中国


2019年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研究文章,中国的抑郁症12个月的患病率为3.6%,而终身患病率则达到6.9%——依据这个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约有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


抑郁症恶化的极端形式,是自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自杀已经是造成15~29岁年龄段死亡的第二大原因。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自杀造成的死亡数量达到了每年80万人,这远超战争和凶杀——但它引起的关注,远没有战争和凶杀多。


来自加拿大,在中国研究、生活了20年的医生费力鹏(Michael Phillips)曾于2002年在《柳叶刀》上发表过一篇《中国自杀率:1995~1999》的论文,在当时,中国的自杀率已经达到了十万分之二十三,这一数字,是美国的两倍。


同样是费力鹏的研究,他发现,在1990年,中国自杀人数占全球自杀人数的32.8%,高收入国家的自杀死亡人数占总人数的19.8%。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的数据,尽管中国的状况已经有很大改观,但是从全球范围内看,中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自杀率仍然高于发达国家。


他的研究引发了很大的争议,一方面,西方社会认为抑郁症自杀率与发达程度、城市化水平高度相关;另一方面,在西方,虽然女性的抑郁症患者比男性多,但发达国家的男性自杀率是明显高于女性的。

而中国的数据正好与之相反,中国的农村自杀率要明显高于城市,而农村女性的自杀率更是高出男性。国外对这项调查感到惊讶,而中国也对“自杀干预”和“心理健康”更为重视。


有学者指出,九十年代初,中国自杀率高,有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在农村中农药十分易得,而冲动服下农药后,大部分的一时激动寻短见的人便没有生还的可能。


也有学者将之归因于社会境况:当时中国农村妇女地位比今天更为低下,整个环境对农村妇女的不友好造成了中国农村妇女自杀率高的现象。


在《自杀作为中国问题》里,学者吴飞在经过田野调查后,否定了关于“妇女地位过低”造成中国农村自杀率高的这一简单的说法。


他观察到,妇女在家庭中的“委屈”与感情纠缠在一起,这种感情并未减弱家庭中的冲突,反而因为家庭成员对感情的期待落空而最终导致矛盾的强化。在吴飞看来,恰恰是家庭成员之间的过于依赖,造成了一种感情的不稳定状态,这种不稳定催生了抑郁和极端的自杀现象。


直到2012年,自杀仍然是一个极为严重,但一直被大众忽略的话题。根据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与其他地区自杀所占死亡比的比较研究,中国的自杀所占暴力致死的百分比为87%,而全球平均值为70%——这表明我们仍然需要对抑郁症和自杀干预投入更多的关注。


费力鹏在一席演讲时提供的数据,在中国,自杀占所有暴力死亡的80%以上。


在涂尔干的《自杀论》里,他通过种族、遗传、自然因素和社会类型等因素对自杀进行了研究。在研究之后,涂尔干说,社会的灾难会变成个人的灾难。社会是绝大部分人的归宿,个人是社会的作品。个人越想脱离社会,社会对他的影响就越大,而过分的个体化会引起消沉和忧郁。


《自杀论》中,涂尔干通过对各种自杀状况的对比研究,将自杀放置在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分析了现代社会里自杀的各种原因。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如果依照涂尔干对抑郁的归因,的确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推崇集体化的东亚会有很高比例的抑郁症患者。


在采访“壹心理”的咨询师王亚南时,她说,东方和西方的差异与人群的自我认同和社会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当在“集体主义”的环境下,人们对周围人的眼光会更加看重,因此也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因此,涂尔干的理论所关注的在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脱离社会”造成抑郁,在东方更可能是“社会的目光使人无法脱离”而造成的焦虑。


但事实上,在不断地现代化过程中,涂尔干的理论却更加能解释中国目前的状况。在百度指数中,搜索“抑郁症”最多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和河南——除去人口基数较大的河南,前几名都是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


搜索“抑郁症”较多的大部分是相对发达的沿海地区。


而排在首位的广东对“抑郁症”的搜索指数是第二名江苏的近两倍之多,这又与广东特殊的人口结构(年轻移民较多)息息相关。


当社会飞速前进时,更需要对抑郁症投入更多的关注。


三、被忽视的“边界”


在百度指数上,从2016年至今,关于抑郁症的搜索,一共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2016年9月中旬,一次是在2019年10月中旬。而这两次搜索的高峰分别是明星乔任梁和韩国组合f(x)成员崔雪莉自杀所带来的。


搜索抑郁症的两次峰值分别出现在明星乔任梁和崔雪莉自杀后。


但是这两次轰动的明星自杀事件更像是被掷入水潭中的石子,激起浪花之后又迅速归于平静,甚至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激起讨论,只是因为他们是那块较“大”的石子,深受困扰的普通人更像是沙子,难以引起更多的关注。


通过《脱口秀大会》爆红的李雪琴也提起过自己的抑郁症历史,但是因为名校光环和名人效应,许多人并不理解一位在各个方面都属于社会上层的人为何会抑郁。很多人的问题是:“都上北大了,为什么还会抑郁?”


人们认为财富、社会地位、学识能力越好,就越能够免于抑郁症困扰,但这其实是对抑郁症的很大误解,同时,这种观念使得作为看客的人们对抑郁症患者产生一种微妙的心理。


一位研究生自杀后,作者叶三在微博的评论引起了争议。


一方面,抑郁症的痛苦,无法被具体观察。另一方面,抑郁症患者在社会中通常会被划分为“弱者”。当一个经济地位、社会地位上的“强者”成为患有抑郁症的“弱者”时,造成的结果是,大众很难去调和这种刻板的认知,于是更倾向于认为抑郁症患者是“矫情”。


在近期与“焦虑”和“抑郁”相关的新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与家庭、学校之间的矛盾。在旁人眼中不值一提的矛盾,却足以酿成悲剧。


咨询师王亚南特别提到了,在社会当中“边界”的重要性。


我们或许可以把“边界”想象成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自我是需要“边界”的,个人边界是个人所创造的准则、规定或限度。个人依据“边界”来分辨合理与安全的范围。


在心理学中,个人的边界是在思想观念上独立于他人,拥有足够的边界意味着能够有效地保卫自尊。


在近期的新闻中,“鸡娃”成为热点——所谓“鸡娃”就是给娃娃打鸡血,不断地去让孩子成为名列前茅的那一个。


在百度搜索中,TGI指数指的是带有某一特征的群体所占比例,抑郁症的TGI指数在青少年中极高,已近百分之五十,这是无法忽视和回避的现象。


这些现象,与“班级微信群”“教师微信群布置作业”“家长打卡”等近期引发关注的现象,摧残着青少年的边界。在现代科技的辅助下,学校“入侵”家庭,家庭“入侵”孩子的边界。这种边界入侵非常容易酿成严重的后果,也因此,很多心理教育专家呼吁人们应该保护青少年的“边界”。


接受采访的“壹心理”的咨询师李强提到,近两年,他接触的抑郁症患者,除了青少年,还有一部分群体值得关注,那就是公务员。


与人们印象中的稳定、相对轻松、社会地位高不同,很多公务员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或者是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或者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公务员群体更倾向于隐瞒自己的抑郁症,因为他们面临着更加严格的“筛选”,一旦被发现有抑郁症,他们受到的影响,比其他职业要更大。


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症有时会被理解成正常的青春期现象,而作为成年人的公务员的抑郁症则更难引起关注。如果要减轻、消除抑郁症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就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到这些被忽视的群体。


四、认知与对抗


专栏作家安德鲁·所罗门的《正午之魔》为我们提供了面对抑郁症的一种方式。


在被抑郁症困扰十多年后,他开始写作《正午之魔》。在书中,他不仅讲述了自己患有抑郁症并与之对抗的过程,也用调查报告式的方法讲述了现代社会中与抑郁症相关的一切。


在患有抑郁症的过程中,抑郁症患者本身面对来自家庭、工作和社会各方面的挑战。安德鲁·所罗门也说明了,在对抗抑郁症时,仅仅靠心理医生和患者双方并不能将抑郁症控制好。社会互助团体、药厂、国家的政策都与社会当中的抑郁症治疗息息相关。


更重要的,是对抑郁症的认知。


采访到的多位心理咨询师都说,近些年抑郁症的治疗从某些方面看,相比前十多年有了很大的改观。


一方面是原先的一些少数群体面临的压力减少,比如同性恋群体,在更宽容的社会里,他们的患者中同性恋的比率一直在下降。另一方面是,在抑郁症的治疗中,患者的语汇更加丰富——在几十年以前,患者们或许只会用“烦”“郁闷”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但现在他们可以用更加精确和复杂的词汇去与心理医生沟通。


这说明社会的整体认知,对于抑郁症的治疗有极大的作用。普及抑郁症的知识,对“抑郁症”去污名化,都能够减少抑郁症对个人、社会所带来的负担与危害。


来源:硬核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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